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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越过太平洋》《跨世纪的握手》

1998-07-23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1997年的10月26日—11月2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成功地进行了访问。不久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成功地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国首脑之间的互访,可以说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为此,我们约请部分专家对记录江泽民主席访美的两部片子《越过太平洋》和《跨世纪的握手》谈谈他们的观感。

两部成功之作

龚文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系教授)

首先我觉得这两个片子的名字起得很好,一个叫《越过太平洋》,一个叫《跨世纪的握手》,一越、一跨,一个是越过的时间,一个是跨过的空间,从越过的时间来讲,说明了这两个片子所表现的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从跨越空间来讲呢?它不光是越过了一个洋,它还越过了文化的障碍,越过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障碍,所以看这部片子的时候能够引起我很多的联想。我觉得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讲,一种文化要向另一个文化传播一种信息,传播它自己的价值观,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这部片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丰富的内容。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跨》、《越》两个片子本身的表现手法、表现的内容,以及表现的事件都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无疑是两部非常成功之作。

董华(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院长)

我觉得这两部片子拍得非常成功,它们充分地展现了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这一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泱泱大国领导人的丰采和魅力。我突出有两点感受:一个是我觉得这两部片子都有一种使命感。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美关系,建立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显得非常重要,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非常重要。

我的第二个感受就是这两部片子都有极强的亲切感,影片打破常规,表现了江主席的幽默、风趣和人情味。在这两部片子当中,我们一会儿看到江主席饶有兴趣的弹吉他,唱京剧,一会儿看到他在哈佛大学进行演讲,还看到他看望他大学时代的老师。我们感到江主席确实是多才多艺,也感到江主席很有人情味,使人觉得特别亲切,我们为我们国家有这样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胆识过人、平易近人的领袖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韩桦(香港《文汇报》记者)

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我觉得这两部影片拉近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作为跟随全程采访的记者,我对江主席一个直接的感受就是尽管他每天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张,而且很多都是很正式的,很严肃的那种高峰会和政治活动等等,但是他仍旧能够创造出机会,给大家一个惊喜。我记得当时我写报道之前都会跟后方的编辑联络一下,告诉他今天大约要写多少内容,有多少字等等,后来两天,后方编辑常常会这么问我:今天江主席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在江主席最后一次参加加州侨学界的晚宴的时候,电视台的主持人也这么问了,她说:“江主席呀,你在前几天说英语,弹吉他,游太平洋,今天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后来江主席不仅唱了京剧,而且在他致词的时候还向在座的华人、华侨,先用广东话,后用上海话,向大家问候,这样一下子拉近了宾主之间的感情,大家都觉得,原来我们中国的国家主席,现代的国家领导人是这么的平易近人。

陈特安(《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

我作为《跨世纪的握手》这部电视纪录片的撰稿人,感到这个电视片的特色是用纪实的手法,比较生动地再现了江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的全貌。这部片子是用形象说话,用事实说话,用细节说话,应该说我们在设计当中,是先被这些细节所感动,有了这样的感动才能够写出来。

另外一点感受是这个片子整体结构并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平铺直叙的下来,假如说平铺直叙的下来,当然人们了解起来可能会比较直接,但是容易跟新闻报道雷同。另外也不容易给人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采取的手法是倒叙或者插叙,使有关的主题能够比较突出,使整个片子结构、脉络上也比较清楚。

一次很好的尝试

杨炳章(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博士)

我在美国很多年了,是中美两国建交以后,第一批出去留学的内地学生,以后留在美国工作。看了这两部影片以后,我是深有感触的,我感到现在电影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的印象的就是我们电影界、文艺界已经开始注意到国际活动中的媒介传播的重要性了,这一点来说是大大突破了。说到克林顿总统,在江主席访美的时候他是接待员,现在来中国是我们的客人。他从耶鲁毕业以后一直有所作为,先参加竞选州的检察官,然后竞选州长、竞选总统,他是一直和新闻媒介打交道的,也可以说是新闻界的朋友。在美国的一个政治家,不懂得和新闻媒介打交道,基本上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龚文庠:我同意这个观点,我想提一下1993年的事,我在日本参加了一个基辛格论坛。基辛格在那儿讲了两天,他讲了很多话,但是有一段话我印象最深。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看书长大的,看书长大的人形成的是观念,而我们的孩子这一代人是看电视、用电脑长大的,这一代人形成的是意象。我并不是批评形成意象和形成观念有什么好坏的差别,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实。然后他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的政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电视的影响。所以刚才讲到,美国的政治家必须要熟悉媒介,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功,如果他们对媒介不熟悉的话,就不会用这个武器。这样的演讲对我们是个启示,我们在国际政治方面,也一定要运用媒介这个武器。

刘式南(《中国日报》国际部主任)

作为记者来讲,成功感恐怕就是能够最及时地捕捉住信息,而且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发回后方,让它及时地见报。这一点,在江主席访美期间,我是深有体会的。比如在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时候,会谈结束已经是美国当地时间12点半了,在北京已经是午夜,因为我们知道在北京,报纸如果要发稿,必须要在截稿时间之前把稿件传到。为了抢在截稿时间之前把新闻发回来,我真的尽了自己最大的可能。当时下午还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所以有很多记者都去赶招待会,我知道如果我也赶招待会,那个消息再发回北京也没有时效了,所以我就干脆留在白宫,一边写稿,一边等会谈结果出来。因为会谈结果出来就比较晚,所以为了抢时间,我采取了这样一种比较灵活的态度。我在白宫用电脑写作,同时找美方的新闻官索要有关的材料,这样终于比较及时地等到了结果。之后我用最快的速度把稿子写好了并发回北京。令人欣慰的是,第二天的《中国日报》是国内唯一一家详细报道了会谈结果的报纸。我讲这一点是说,这次江主席访美,对所有新闻媒介都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我今年5月份在美国访问了一个月,接触到很多美国的政界、学术界人士,还有普通的老百姓。有些人一直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有些人对中国并不是很了解,但是谈起去年江主席的访问,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江主席的访问是很成功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要归功于传媒。他们使我们的观众、读者打开了了解世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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